凤姑，是我们家的邻居，无儿无女，伴着孤独走过一生。她出生在1922年，如果健在的话，应该是97岁了。
她在初春离开，草已绿，花正开，她却无法再多看一眼。天空飘着蒙蒙细雨，仿佛天地都为她默哀。全村老老少少，与她告别。长长的队伍里，年长的老人诉说着她命运多舛的一生，不时拾起衣袖擦拭眼泪……是的，凤姑走了，去了另一个世界，那里不再有孤单，不再有伤害，不再有咒骂，还有一个爱她的男人等她。
凤姑年轻时长相俊俏，是村里最美的姑娘。18岁那年，在一阵唢呐声中与同村刚刚参加八路军的贵喜结连理。新婚夜，红烛高照，爱意荡漾。贵含情脉脉的眼神，燃烧了她的心。第二天，贵就要踏上征程，临行时将她紧紧拥入怀中，挤出笑容对她说：“等我回来！”凤姑郑重地点点头。
贵走了，凤姑勤勤恳恳地田间劳作，任劳任怨侍候公婆，把整个家安排得妥妥当当，是人人称赞的好媳妇。
凤姑在等待中期盼着。1943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却把凤姑埋藏在冬季，难以醒来。贵在和日本鬼子的一场战斗中牺牲。战友捎回了他的遗物，有衣物，还有未曾寄出的信件。
凤姑瘫坐在地上，痴痴的像一尊雕塑。睹物思人，千山万水的牵挂、字里行间的思念奔涌而出。在凤姑的心底，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凤姑的爱情就是这样至高至纯：一旦爱上谁，便是一辈子；承诺一句话，就是一生一世。
村东头的瞎子张在偏房为凤姑算命，一声叹息之后，扔下两个字：克夫。正房里的公婆哭得昏天黑地，用拐杖敲打着地面，咒骂这个泪流成河的女人。凤姑强忍悲伤，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在公婆的咒骂声中苦度日月。
20岁出头的凤姑成了寡妇。有媒婆劝她“再向前走一步”，村里几个单身汉也打过她的主意，想给她锄几垄地或者挑几担水，她总是婉言谢绝。
我记忆中的凤姑已经60多岁，是位干净、素雅的小脚老太太。她身材单细，长相白净，弯眼细眉，微笑的时候，眼睛总会眯成一条缝，嘴角微微上翘，让人特想亲近。她的右眼眶下面有一颗黑痣，老人说叫做“苦命痣”，她一辈子的苦难都因于此。她喜欢穿青灰色的大襟褂子，黑色裤腿扎进白色袜筒，她的脚走不了太远，经常坐在蒲团上按摩。稀疏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盘在脑后，她的腰身不再挺拔，走路还算硬朗。
凤姑的院落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这对于整天灰头土脸、埋头苦干的农村人来说，是一种与众不同，是一种格格不入，这反而让我更想亲近她。她喜欢花花草草，房前屋后种上几束月季花、牵牛花。这些花草虽算不上名贵，但衬了绿意葱茏的院子，微风吹拂，淡淡清香沁人心脾，平添了几分雅致。燥闷的夏天，她坐在树荫下，或拆洗泛白的被褥，或摇转吱吱呀呀的纺车，或戴着一副没有腿儿的老花镜纳鞋底，不时与路过的人打招呼，攀谈着，脸上露出灿烂的笑。
有人说，有一种人在美丽自己的同时芬芳了别人，凤姑就是这样。她一生无儿无女，却对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喜欢，总爱抱抱别人的孩子，满目欢喜地笑着、夸赞着。每每经过她的门前，她总会喊我的乳名，把我叫进家门，忙不迭地给我找好吃的好玩的。我喜欢她笑的样子，把爱的光芒洒落在我身上。她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如汩汩流水，似柔柔清风。她看着我满是泥土的小手，总是用香皂为我洗手，临了，拿出几块糖塞进我的口袋。
忙于农活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放学后无处可去的我和弟弟便是凤姑家的常客。她一边纳鞋底，一边诉说农民的艰辛，还有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她常常留我们在她家吃饭，做萝卜条粥、鸡蛋韭菜馅盒子，临走还会送我们两个煮熟的红皮鸡蛋。我最喜欢她烙的鸡蛋韭菜馅盒子，皮薄馅多，咸淡适中。如今，而立之年的我，吃过许许多多种菜盒子、肉盒子、三鲜盒子，却始终找不到属于凤姑的味道，那种记忆，无可代替，无人超越。
自从我们县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凤姑就开始享受烈属优待，后来按年领取抚恤金。领到钱的她沉默不语，把自己关在房里，悄悄把钱存起来。别人问起来，她说：“咋能乱动？那是他的命呀！”虽然平时她不舍得随意花费一分钱，却在汶川大地震中捐出500元钱。她知道，他要是在，捐得还要多。
凤姑最高兴的事情，便是自己亲手将各级政府发给烈属的慰问信、光荣奖状贴在土墙上。她小心翼翼，工工整整，生怕出了一丝瑕疵。那些红红绿绿的证书和奖状，闪烁着煜煜光芒，把她的小房映照得更加明亮。她经常一一抚摸、擦拭，生怕它们沾染上灰尘。她经常瞅着墙上这些证书、奖状、光荣牌笑得泪流满面，满足地像一个孩子。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当守望成为一种习惯，当叹息成为一种永恒，她已不再孤单。凤姑老了，能做的只有回忆，往事一幕幕像电影一样掠过，又生根在心底。凤姑走了，没有任何牵绊，没有任何不舍，她用大半个世纪，诠释了爱情的诚信。那是她一个人的爱情，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