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戎马一生，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唯独他没有子女。
彭德怀
在若尔盖草原，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阿西草地有彭德怀的一个外甥。彭德怀怎么会将一个外甥留在了这儿呢？怎么留下来的？之前我也听说过，并不知缘由。多方打听知道确有其事，也很令人感动。
彭帅留在若尔盖草原上的外甥名叫罗永佑，是位老红军，有4个子女，他们都生活在若尔盖县的阿西草地，不仅都是文盲，而且汉语表达都很吃力。
若尔盖草原
因流落红军罗永佑是江西人，生前许多人都称他为“老表”，和他同龄的草地人都知道他是彭德怀元帅的亲戚，但从没有看到任何亲属来探望过他们。
74年后，罗永佑江西老家的亲人千里来寻亲了！
我通过采访来自江西南康市的两位老大哥，揭开了彭德怀元帅与罗永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亲属之谜。
彭德怀认“外甥”
江西南康
1931年上半年，彭德怀带领部队在赣南一带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在这期间，彭总率领部队来到江西南康附近的白马塘，将指挥部临时设在罗永佑外婆家。年仅14岁的罗永佑调皮机灵，此时恰巧被父母打发到外婆家暂住，由于罗永佑的舅舅与彭总年龄相仿，外婆就告诉罗永佑，彭总也是他舅舅，罗永佑便跟在一身戎装的彭总身后，左一个舅舅，右一个舅舅，比叫亲舅舅还亲热，彭总很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非常高兴地认下了这个“外甥”，从此，彭总身边的人都知道彭总“家”的这个“小外甥”。
少年罗永佑非常喜欢枪支，总是跟在一身戎装的彭总身后，央求彭总：“舅舅，我要当红军，扛枪打土豪。”彭总认真地问道：“你还小，等长大了再当红军吧！”罗永佑坚定地回答：“我就想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在一旁的外婆就对彭总说：“他舅舅，你就带上他吧，他跟你我们一家人也放心。”彭总却爱惜地说，伢仔还小，让他读点书吧！于是，罗永佑回家被父亲送进私塾读了两年的书，母亲不幸患肺痨去世，年满16岁的罗永佑由父亲带着找到彭总，彭总同意这个“小外甥”参加红军。
自此，16岁的罗永佑参加了红军，跟着舅舅彭总的队伍，成为三军团团部的传令兵、勤务兵，从此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
跟着彭德怀过雪山草地
青稞炒面
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罗永佑跟随三军团从井冈山突围，参加了长征。
1934年4月11日，广昌战役打响，当时罗永佑已是三军团团部通讯班班长，在奉命死守硬拼的战斗中，部队伤亡惨重，通讯班减员过半，罗永佑在腥风血雨中侥幸生还。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三军团在云南整编，罗永佑离开三军团团部，编到三军团13团3营3连任排长。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彭总与罗永佑之间一直维系着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时间越久，亲情越浓。
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在罗永佑饿得头晕眼花、双腿直打颤时，彭德怀将衣兜里仅有的小半把青稞炒面掏给罗永佑，鼓励他走出去，别掉队。当时罗永佑所在的3连连长牺牲，罗永佑接任代理连长。
与彭德怀的最后诀别
巴西会议遗址
1935年8月底以前，右路军全部走出草地，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地区。
9月5日，罗永佑奉命率全连战士到离巴西较远的羊依寨收割粮食，通过寨子时，左边丛林中突然“叭”地射来一枪，走在前面的连长罗永佑应声倒下，当即昏迷，他的左腋下第三根肋骨被打断，肠子溢出腹腔，因过雪山草地粮食匮乏，肠子饿得很细很细，子弹没有伤及肠子，命算保住了，但伤势很重。
此时，正是红军内部产生严重意见分歧之时，中央红军即将北上。9月9日，是罗永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傍晚，彭德怀来到罗永佑的病床前，他摸着罗永佑的额头，仔细地察看伤情，然后满怀忧虑地对罗永估说：“永佑，安心养伤，部队有行动，所有的伤员都要交给群众就地治疗，康复后你们一起追赶部队吧！”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听说要离开部队，罗永佑顿时痛哭流涕，拉住彭总的手连连央求：“舅舅，你只给我一副担架，我不会拖累部队……舅舅，一定要把我带走”。舅舅彭德怀只说了一句：“永佑，你是懂道理的。”双手又伸进自己衣服口袋里摸了一会，他想给叫他舅舅的这个“外甥”留下点什么，但军长彭德怀的衣服几乎与罗永佑一样破旧，只是胸前佩戴了一支批阅文件的钢笔。军长抱着泪流满面的士兵罗永佑，在他的额头吻了一下，便匆匆地走了。罗永佑怎么也没想到，这便是他与舅舅的最后诀别。
与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离别，军长内心很痛苦，他也不知道“外甥”罗永佑能否扛过这次劫难。他为流泪叫他舅舅的这名战士尽了全力，安排中央后勤部在附近找到一个和尚，当面付给和尚150块银元的治疗费和100块银元的生活费，通过翻译再三叮嘱要保证伤员生命安全。
这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的红军条例规定：途中负伤或生病的团级以上干部必须用担架抬着长征，留下来的普通红军伤员一般发给10块至15块大洋作为安抚。
颠沛流离间寻找红军
阿西茸
红军队伍走了，罗永佑被好心的僧人用一头骡子驮进了阿西茸的原始森林，僧人为了他的安全东躲西藏、精心医治。3个多月伤愈后，他就一直打听部队的去向，从一些零星的藏汉混搭的汉语中听到了一点消息，但得到的消息让他无所适从，有说红军去了达拉沟（党中央出川北上），有说红军过班佑草地又返回去了（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返回），罗永佑被说蒙了，无法判断红军到底去了哪里，他那时做梦也不会想到红军内部分裂，北上、南下的事。
语言不通、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还未痊愈的伤口，生存始终是罗永佑首先要面对的现实，这样他便流落当地。
为了生存，他隐名埋姓，并不断更换居住地，1936年春季，从农区阿西茸(今若尔盖县阿西茸乡)流浪到草地阿西牧区（今若尔盖县阿西乡），在阿西牙相寨给别人打短工度日。牙相是草地深处的一个纯牧区藏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讲汉语。罗永佑仍然设法打听红军的行踪，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隐约获悉红军在青海全军覆没的消息，自己像身边霜打的牧草一样，即使垂下脑袋也硬挺着腰杆，他不相信，他不愿意相信红军会全军覆没……
在草原深处安家
在草地深处生活两年后，罗永佑与一名藏族姑娘卓玛结婚。
卓玛家里仅母女俩，母女均患有腿疾，家境非常贫困，罗永佑上门为婿被当地藏族视为菩萨对这家母女的解救。就这样，罗永佑在这与世隔绝的草地深处落户了。环境逼迫他学会了藏语，学会了骑马放牧，他的执著与勤奋获得到了牧民的认可和信任，从此，那个英勇顽强的红军代理连长罗永佑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名身着羊皮袄、头戴狐皮帽、脚穿长统靴、名叫更特尔的草地牧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1年，在江西南康罗永佑的家乡，长征失踪的江西男儿太多，查找时大多没有音讯，罗永佑就是其中一名，当地政府认定罗永佑已在长征途中牺牲，便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军烈属的牌子挂在了罗永佑的家门口。
1953年若尔盖建立了过渡性的政权机构。1955年初夏，更名为更特尔的罗永佑在阿西草地放牧时见到了身着蓝色汉装、讲汉语的进藏干部。他兴奋异常，知道了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作队，当年领导红军的共产党到草地了！
整整20年了！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着红军的消息。20年没有说过汉语了，他用不太熟练的母语——江西方言——第一次向身边的汉族干部讲述了自己流落草地的经过。
罗永佑与彭德怀取得联系
1956年，通过当时在草地工作的汉族干部的帮助，远在若尔盖草原的罗永佑与彭德怀取得了联系。当时彭德怀已是开国元帅，彭帅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负伤留在阿西的罗永佑，得知当年紧急北上之时留下来养伤的罗永佑还活着，非常兴奋，他给若尔盖包座行政委员会来函（若尔盖县最早的过渡性政权机构），证实了罗永佑的真实身份。他还写信给罗永佑，让他回江西南康老家探亲，并告诉他“如果愿意可来北京”。当时罗永佑夫妇在草地已生育了4个子女（两男两女），已经是一大家人。他给彭帅回信：“感谢军团长的关心，我已习惯了草地生活，我早在这里安家，有妻儿老小，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在哪里都是为革命干工作。”
之后，罗永佑试着给江西南康老家写了一封信，几经波折家里亲人也接到了他的信，家人才得知罗永佑还活着！还活着！并且已在遥远的草地娶妻生子，真是奇迹！1958年草地实行民主改革，若尔盖正式建政，流落红军罗永佑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若尔盖多玛区（今若尔盖班佑乡）供销社的一名汉族干部。
家乡回信了！罗永佑激动得几夜无眠。回老家探亲成为那段时间全家人的心愿，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迟迟不能成行。直到1965年10月愿望终于实现，罗永佑带着二儿子卓玛甲，踏上了回故乡江西南康的路途。
永不忘彭总的教导
江西老表草地寻亲（摄影 蒋桂花）
离开家乡整整30年了！江西南康的乡亲们见到参加红军长征的“烈士”活着回来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亲人相见喜极而泣，大家感慨万分。
关于流落红军罗永佑江西老家探亲的事，我多次采访了他的二儿子卓玛甲没有结果。罗永佑两次到江西老家探亲时身边都带着二儿子卓玛甲，可卓玛甲说他去江西时根本听不懂汉话，只知道父亲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忙，忙什么他也不知道，总之，卓玛甲一问三不知。
2009年盛夏季节，罗永佑三哥的两个儿子乘客车到若尔盖县城，他俩年龄都过50岁了。我和我们单位的阿哈副主任陪同卓玛甲两弟兄在县城车站接迎，本来应该是他们兄弟相见互诉衷肠，最后我和阿哈反倒很忙，他们双方都围着我们说，浓浓的亲情因语言不通无法正常倾诉。
我通过与罗昌枝大哥的交流，终于清楚了老红军罗永佑当年回江西老家后的一些情况。据罗昌枝叙述：
上世纪60年代我二伯父（罗永佑）第一次回乡时我们都还比较小。记得早在1951年我家门口便挂上“烈属之家”的匾，家乡的烈士陵园刻有我伯父的名字，我们家乡参加长征的很多人都牺牲了，在烈士陵园我们找到了伯父的名字。但庆幸的是我伯父活着回来了。
二伯父到老家后原计划要去见彭总的，但由于庐山会议的影响，最终没能实现，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1970年10月，我二伯父再次回老家探亲。这两次探亲时间都是半个多月，但这次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行程每天都排得满满的，到南康各行政机关和学校作报告。邻近的几个乡镇和所有的中学、中心小学都要他去作报告，有时早上出去，很晚才回来；由于家乡地处山区，交通很不方便，每次出去作报告回来，伯父都累得腰酸背痛，家人劝他“回来探亲就休息几天”，他却固执地说：彭总在信中教导我，现在解放了，就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学校来请我去作报告，我就得去，我不说大话，更不说假话，我只把我所见到的彭总讲给大家听，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大家听，特别要讲给伢子们听。他硬是做到了有请必去，每场必讲，他在报告最后总是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你们这些细仔子（指小学生）啊，今天幸福了，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要珍惜，要好好读书，只有读好了书，才能把祖国建设好呀！”
从江西老家回到第二故乡阿西草地后，罗永佑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牧民服务的工作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面对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恶劣的环境、清贫的生活，他始终践行着彭总对自己的教诲，无论在哪里，无论周围人对自己怎么看待，他总是一心一意干好本职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年近60岁时，他仍要求“再为人民服务几年”。用他的话说就是：彭总总是教导自己要永远做人民的好儿子，一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2年2月，正是草地寒冷的冬季，罗永佑去世。
不久后，阿西草地的春天如约而至。
注：作者蒋桂花，中共党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人，曾任若尔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若尔盖县史志办主任，雪山草地党史资深研究者、阿坝长征干部学院特聘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