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离我的家乡武乡，仅仅75公里。抗战时期，武乡驻扎着八路军总司令部，沁源驻扎着太岳军区司令部。太行山壁立千仞，太岳山巍峨高耸，像两兄弟齐肩并走天地间。从太行到太岳，绵延着同一种刚正不屈的精神与气魄。抗战岁月，太行、太岳两座山上，军民携手写下抗日救亡的壮烈篇章。冲锋号声，时常在两山之间回荡。
对于太岳山，我知道得不多。我只是从一些零星资料听说，太岳山中的沁源，有一群“英雄的人民”；我还知道，沁河的源头沁源，被称为“英雄的城”。以文字的方式，让历史与英雄一并重生。我想，这是对一片土地敬重的最好方式。作家，恰恰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在采访创作《重回1937》的过程中，那些老兵一遍遍盯着我问：“孩子，把我写进书里，是真的吗？”为祖国做出过重大牺牲的他们，一遍遍抚摸着书中自己的照片露出欣慰的笑容。一次次，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面对国家的重大历史，作家不应该缺席；那些被遗忘的英雄，作家有责任记录。沁源，那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啊，我要去看看。
满眼的绿，遮蔽了我的眼。目力所及处除了绿就是无名的野花。花不夺目，却散发着天然而迷人的气息。我来，是要拨开这满眼的绿，挖出深藏在下面的红。那红，已经深埋了80年。
《沁源1942》（山西经济出版社）的采访写作，较之《重回1937》有更大难度。《重回1937》书中的13位老兵，我是一个一个面对面聊过天的。尽管他们很老了，尽管他们时常听不清问话了，但终归是活生生的当事者坐在面前。哪怕，只是给出一些关键词；哪怕，仅仅是看过他一眼；哪怕只看看他的神情他的举止，也会生动我的文字。沁源不同，两年半围困战的资料不少，但仅仅是一代代抄下来的资料而已，其中免不了有一些错误的演绎。
书出版后，有读者说，一些细节如果再展开，会更精彩。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更多的细节。我便只能遵守一个纪实文学作家的写作原则，以文学的笔法，用我看到的、听到的，尽可能去还原当时的场景。毕竟，纪实作品无法像小说一样，去虚构一些情节与细节。
行走吧。之前的作品《百年长川》《重回1937》《再回1949》，每一本都是走出来的。几年写作过来，我已经习惯了行走，习惯了面对一个又一个群体，习惯从一个又一个人、一处又一处遗迹中将消逝的历史还原。每每想到曾经一个个人、一段段历史将从我的笔下重新站立，所有的辛苦便全部消失，化为快乐。
拨开一丛丛绿，尝试走进曾经的红。初去“学孟故居”，半路遇雨，泥泞中返回；两个月后再去，在两米高的玉米地里穿行，当地工作人员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的画面，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曾经让日军人仰车翻的冰坡，隐在庄稼与杂草里难觅旧痕；夏日正午，明晃晃的烈日下，行进在官军村后山、烈士赵正中被捕地磨则沟；乘坐中峪乡护林员的皮卡车，穿行在深山，树木葱郁、鸟儿声声中，寻觅当年的遗迹；再登布满英魂的召则垴，爬上一道一道坡，一丛一丛一米多高的杂草掩盖了曾经的血与泪。
从春到冬，一次次行走过后，80年前的沁源，慢慢在我脑中清晰起来。之前的疑惑，有了答案。沁源的抗战，为什么能通过围困取得胜利？事实上，两年半围困过程中，始终有党组织的正确决策，领导百姓甘愿在深秋接受“深山大转移”。军民团结一心，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义无反顾，泣血前行，在危难袭来之际不屈不挠，排除万难，联手唱响一曲保卫家园之歌，悲怆淋漓，荡气回肠。
两年半，家散了，但党组织没有散，人心没有散，反而越聚越拢，越战越强。最终，沁源人披荆斩棘，走向胜利，让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太岳山上。那片土地的一沟一梁上，至今还铺满倔强的风骨。我写这本书，就是想传递一种精神，一种在家园被侵占后奋起反击的精神，这是沁源的精神。
今天的沁源，到处绿油油的，发散着春天的光芒与色泽。沁源的绿之所以如此独特，是由曾经的鲜血滋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