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又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给做好国防动员工作带来诸多有益启示。比如，我们举全国之力支援主战场，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武汉和湖北，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而这种提升的背后就有财政金融动员的作用。
财政金融动员，是指为了应对战争、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需要，采取的筹集、分配资金的活动，是国民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过财政金融动员的成功实践。当时，日军在其占领区滥发军用手票，操纵汉奸伪政权在沦陷区设立银行发行日伪币，强制流通，套取物资，实施经济掠夺。我们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设立银行、印钞厂，成功地使抗币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财力消耗大，许多国家在平时就重视做好财政金融动员的准备。我国是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更应该梳理总结疫情防控期间财政金融动员的有效做法，为未来实施更高质量的财政金融动员奠定坚实基础。
从疫情防控看，实行特殊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是应对紧急状态的有效措施。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迅速调集财力支持各地抗疫行动，截至3月底就下拨资金1200多亿元；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减税降费超2.5万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这些政策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稳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启示我们，未来一旦发生战事，应像支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一样支援前线，将国家财力向保障战场需求倾斜：划拨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增加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的储备；从财政上扶持相关企业建立军品生产线，适时扩大军工生产规模；实行战时税制，对在保障战场需求、服务国计民生方面贡献突出的企业减税降费、合理让利。
从疫情防控看，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还需采取特殊的预算模式。疫情发生后，多地采取超常的预算安排和执行模式，紧急生产、采购医疗防护物资，及时新建、改建隔离机构，为遏制疫情大面积蔓延提供了有力保障。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代战争拼的是包括国家财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难以维系庞大战争机器的运转。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后，应适度扩大中央财政预算，适量压缩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适时增加国防支出，引导资金流向战争急需的地方；实行战时工资制度，增加直接参战、支援保障和国防勤务人员的薪酬和补助，提升伤亡抚恤标准，落实民用资源征用补偿，激发军民参战动力和支前积极性。
平时，还应开展战时预算问题研究，拟定战时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等方面的政策制度，并区分不同威胁程度和战争规模，拟制相关计划和预案，确保一旦有战，财政系统能迅速转入战时体制，满足作战需要。
